日本加藤嘉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

最近，“户籍新政”一词在中国舆论界很热门。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居住证转户籍”需要满足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７年；参加上海保险满７年；依法纳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无违反国家及上海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等“符合条件”以及在上海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在上海远郊地区教育、卫生等岗位工作满５年等“优先条件”。

我对“新政”的看法有三：从手段上看，这个办法一点都不“新”，采取的是过去的“购房落户”的老一套，至少没有跳出最近同样变热的“蓝印户口”；从动机上看，它出于“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基于体制改革、解放思想；从受众上看，是面向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垄断品，而不是为绝大多数献出血汗的老百姓服务的公共品。它不会吸引广大老百姓的关怀和配合，它也不可能摆脱“先富论”和“城乡二元化”的改革困境。《办法》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看是相当局部性的。总之，“此轮”户籍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

作为一个出生在日本农村，而且搬过十多次家的人，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难以产生亲切之情。每一个日本人都理所当然地有户籍，更严格地说“原籍”，大部分人的“原籍”和当前的所在地是不一样的，但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据我亲历，每当我家庭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母亲到所在地政府的窗口去申请全家的“住民登录”，一家五口人就自然成为这里的居民，随后就自然享受所在地提供的教育权、医疗权等。当然，日本每一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生活环境是有差距的，但这与户籍制度本质上无关。许多年轻人自然走出出身地，走进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名义上、实际上都成为所在地居民。日本人本身不具备什么城市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等意识，因为“户口”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身份”，更不是“自我认同”。

反正，“户口”对日本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式”。它是死板而灵活的手续，对于国民的现实生活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日本人对户口是“陌生”的。坦率说，我也是来到中国以后才真正开始思考户口这一“问题”。因为中国人与户口的关系呈现出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若没有户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户口”在我看来制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个极端；既“保证”了三十年以来GDP增长率，也向未来走向增加了政治成本。

我相信，除了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并具有当地户口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中国人对现存的户籍制度是不满意的。在老百姓眼里，它既是不公平，也缺乏人性化。在知识分子眼里，它既是停滞不前，也缺乏实事求是。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改革的阻力一目了然。对于城市来说，户口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地方第一”主义，即有利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保持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同时更加高效地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农村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取消户籍制度后农村陷入破产。谈到农村，事实上，土地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户口方面也很难动手。在我看来，“取消户口”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相结合是农村改革的必经之路。

政府为什么保留或维护目前的户籍制度呢？我们要知道，政府的做法永远都不会是“不成立”的。它对政府来说自然有其道理，但制度的真正合理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满足国民幸福指数的客观需要，是否成为了这一指数的客观障碍。

从经济的角度讲，户口制度是中国强行工业化时期采取的，为了工业的发展而消耗农村的制度遗留。现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进入科学、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时代，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户口剥削农民了。从政治的角度讲，农业户口意味着极少的发展机会，保留农业户口则意味着受社会的歧视。从教育的角度讲，户口在高考中作用极大，不同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在升学方面的待遇完全不同。这些都是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意味的本质问题。

总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与我日本的亲历以及来华后的感受相结合思考，它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户口不等于身份，身份不等于自我认同。到那时，“城民”、“农民工”等身份和认同将彻底从社会中退出，无论是北京朝阳区出身还是贵州毕节出身，你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