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国焘“捉迷藏”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是他终生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不久，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


1937年4月8日，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住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


当晚，李克农等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三条出路:回延安工作；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永久开除党籍。


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是”。


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搞到具体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李克农的是一项艰巨任务。


坐镇板门店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齐（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吧”，主席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端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在大口吸烟，极少说话。


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作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彭。”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三个字“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主席早就估计到朝鲜谈判的战略形势，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


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哮喘越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由于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得难受，每隔一会，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一名谈判代表虽脸上常带着笑意，但言语中却始终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长处，为己所用。


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


搞情报主要靠交朋友


李克农一生用过很多的别名，就像他的身份和经历一样丰富——择田、陕公、种禾、震中、曼梓、稼轩、天痴。李克农的父亲李道铭，幼年过继给挑扁担的本姓人家，由巢县搬到芜湖。李道铭有三子，李克农排行老大，本应排为“泽”字辈，扁担爷爷改为“克”。


李克农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李克农还写信给国内的同志——“好小说旧小说，东安市场书摊上多得很，能捎些来亦好，否则太寂寞了。”


李克农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就是赵瑛。两人相濡以沫，感情极好。赵瑛去世后，李克农保持房间陈设不变，每晚就寝前到夫人床上坐一会儿，鞠躬一次再离开。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