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红衫军终被泰国军队驱散，而4月17日清晨，“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领袖林明达则在汽车内遇乱枪袭击，头肩中弹。）
泰国作为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人民一向温和淳朴，为什么发展到今天鱼死网破的局面？
法治不彰生乱象
从根本上说，泰国的危机是城乡矛盾和阶级对立的反映。达信执政之前，泰国的人均GDP虽然已超过2500美元，但由于泰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大部分人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以下。
达信上台后，采取了倾向穷人的平民政策，包括补贴公共卫生项目，向农村地区的穷人和村民小企业发放低息贷款等。尽管达信家族被指控有严重贪污嫌疑，但是泰国农民依然认为达信是唯一照顾他们的领袖。
长期以来，由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草根阶层在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缺乏交流和谅解，导致社会日趋对立。
此外，最近几任泰国执政者放任支持者以暴易暴，也是原因之一。去年黄衫军不顾国家利益，强行占领曼谷国际机场，之后却不受法律制裁。红衫军如法炮制，冲击国际首脑高峰会。
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民主与法治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执政者选择性执法，法治的缺失也是泰国民主的致命伤。
城乡平衡与社会和解
据笔者看，泰国危机的教训值得中国重视，尤其是以下两点。
一、城乡均衡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70%以上，在文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福利方面，城乡之间形同两个中国。
一些学者专家到农村走马观花，看见一排排楼房拔地而起，认为中国农村仿佛换了人间。这往往是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盲点。农村表面的繁荣掩饰了深层次的危机。
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老师，无论是教师的理想热情、文化素质、授课能力，都远远低于20年前，稍微出色一点的老师都跑到城市去了。农村学生各方面都处于绝对弱势。
温家宝总理说，他自己大学时代，80％的同学来自农村，而现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只占13%，温总理自己也想不通。
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国民之间的文化素养和良性互动。中国农村新一代独生子女与城市出生的子女在个性上已经没有差异，“自我中心”将是中国未来新人类的主流特征。他们不可能像长辈一般继续扮演“二等公民”的角色，未来两个阶层如何对话？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问题，笔者呼吁政府必须加大文化教育的力度，倾听农民的声音，向农村推销家电的同时，更应该推动教育人才下乡，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福利待遇，强化农村文化教育设施的投入。
二、推动公民教育和社会和解。当下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无法解决权力制约问题。
一个地方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当地民众最清楚。今天中国应该着手推进公民教育和社会自治，开放言论自由，让各阶层人民学会和平对话、理性沟通。信息不对称必然产生蛮横的贪官和偏执的国民。
今天中国民众基本上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地方政府不鼓励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这不是中国的优势，相反却是社会的脆弱之处。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后，人民除了选择与奶粉绝缘，竟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偌大的中国竟然连一个独立的民间乳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都没有。一些诚信经营的厂家纵使千呼万唤，消费者也是半信半疑，犹抱琵琶半遮面。
社会信任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没有自治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信任和秩序，更谈不上善治。
各个阶层互不谅解的现实
面对泰国的社会危机，中国人不能隔岸观火，更不应对自己的落后体制沾沾自喜。今天中国大致维持相对稳定，是因为政府冻结了人民的公民权利。
当英国失业者在伦敦首脑高峰会期间砸碎银行玻璃强悍抗议时，中国靠摆摊谋生的失业者还在城管的威吓下委屈求生。
下一代我行我素的独生子女，是否会如此逆来顺受呢？互联网时代信息四通八达，依靠限制公民权利如何能铲除腐败、维持稳定？这种管理体制能持续多久呢？
臣民与暴民只有一线之隔，只有公民才能理性冷静地讨论问题，国家在遭遇重大危机时才能平稳渡过。
除了“天才领袖”金正日先生，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政府敢说：本党天纵英明，永不犯错，无须监督问责，本国人民无须讨论公共问题，无须关心公共事务，本国人民除了鼓掌欢呼，不配享受公民权利。
目睹一些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上访怨民万念俱灰的神情，听了北大教授孙东东“上访怨民99%是精神病”的发言，再看大批网民群情激愤一面倒地围攻孙东东教授，笔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互不谅解的现实深感忧心。
拖延改革，只会将危机留给后代。（原文略有删减，作者 阮永松)（原题：泰国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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